闪婚闪离近20年后，上海智力障碍女子被判向前夫支付130万元
认识一两天就结婚，不到两个月就离婚。近20年后，前夫蔡先生却凭借一份离婚协议，将智力障碍的陈女士告上法庭，要求分割公租房的动迁补偿款。
2024年老房动迁后，63岁的上海陈女士被前夫起诉，法院最终判决她向前夫支付约130万元动迁补偿款。
陈女士自幼存在智力障碍，家人直到2019年才带她接受专业评估。面对法院判决，一家人难以接受：当年她真的能理解自己签下的协议吗？
陈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上海一名有轻微智力残疾的女子，婚后被丈夫取走家中约450万元；男子与智残女子结婚卷走450万！家长：心智障碍群体很容易被骗——
苏州一名智力残疾男子被熟人利用身份贷款、抵押房产，背上巨额债务；
广东一名智力障碍男子则被亲戚诱骗办理车贷，直到家人发现他名下多了一辆车，才知道出了问题……
婚姻、亲情和熟人关系，本应是生活中的信任来源，却也可能成为风险的入口。当心智障碍者难以理解复杂的合同条款、财产交易或法律后果时，他们该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家人又能提前做些什么，避免财产受损后才开始维权？
文|卡恩
编辑|何言苏渡
图|网络（侵删）
不到两个月的婚姻，近20年后被分走130万
认识一两天就结婚，不到两个月离婚，近20年后，智力障碍女子竟被前夫分走130万元？
据看看新闻Knews报道，自2005年离婚后，上海陈女士与前夫蔡先生双方几乎没有交集。直到2024年，陈女士的一套公租房动迁，获得325万元征收补偿款。
不久后，陈女士前夫蔡先生将其告上法庭，分走了其中的4成约130万元。
陈女士今年63岁，自幼存在智力障碍。她和家人难以接受这个结果：当年那段短暂的婚姻，怎么会让前夫在近20年后分走一大笔动迁款？
这场纠纷的关键，落在一份近20年前签下的离婚协议上。
2005年，经人介绍，42岁的陈女士认识了比自己小13岁的蔡先生。认识一两天后，两人便登记结婚。
陈女士回忆，婚后双方并没有真正共同生活，甚至连手都没牵过。结婚几天后，蔡先生将户口迁入陈女士位于上海黄浦区的一套公租房。不到两个月，两人就办理了离婚。
离婚协议约定，陈女士将公租房的承租人变更为蔡先生，并迁出户口。陈女士称，协议是男方写好的，对方让她签字，她没有仔细看，也不知道具体写了什么。
离婚后，陈女士并未实际办理承租人变更，也没有迁出户口。蔡先生后来曾起诉要求她履行离婚协议，但在诉讼过程中撤诉。此后多年，双方再无明显交集。
直到2024年，房屋征收打破了这份平静。涉案公租房获得约325万元征收补偿款后，蔡先生再次起诉，要求分配征收利益。法院审理后，判决蔡先生可以获得约四成补偿款，金额约130万元。由于征收款部分因诉讼被冻结，陈女士的生活也受到影响。
陈女士的亲友怀疑，这段短暂婚姻可能与房屋动迁利益有关。但法院的判决没站在陈女士这边，问题就在于陈女士当年签署离婚协议时的行为能力无法得到证明。
家人此前一直知道陈女士存在认知方面的困难，却没有意识到需要进行专业鉴定。
直到2019年，她才前往精神卫生中心等相关机构接受评估，确认存在精神发育迟滞、智力残疾，并于2022年取得智力残疾证明。
然而，这些发生在协议签署多年后的诊断记录，并没能挽回局面。
判决指出，陈女士事后多年的诊断记录，不足以认定她在2005年签署离婚协议时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因此无法判断，近20年前签协议时，她是否理解协议内容、能否独立作出相应决定。
被利用的不止是婚姻，还有信任
陈女士的遭遇并非孤例。近年来，媒体和司法机关披露过多起心智障碍人士被他人利用的案件。
2024年2月，上海广播电视台《案件聚焦》报道了傅女士的遭遇。33岁的傅女士有轻微智力残疾，一直与奶奶共同生活。2015年，奶奶的老房子动迁，获得一套价值约350万元的安置房和100多万元现金补偿。
经邻居介绍，傅女士认识了从外地来沪打工的男子小胡。恋爱时，小胡勤劳老实，傅女士渐渐对他产生好感。
小胡告诉她，奶奶去世后，财产可能都归其他亲属，只有两人结了婚，奶奶的东西才会成为“我们的”。
2018年，两人结婚。婚后，小胡没有与傅女士共同生活，却以生孩子换大房为由逼迫祖孙俩卖掉动迁房。据傅女士亲属讲述，奶奶不愿意卖房，小胡便出言威胁、恐吓。
最终，奶奶以350万元卖掉房子，将钱存入银行。2022年，小胡唆使傅女士偷换银行卡。拿到银行卡后，他回到江西老家，按照每日取款上限取钱。经亲属调查，卡里共450万元最终全被取走，只剩下2.6元。
2024年，奶奶含恨病逝。傅女士要求丈夫还钱，小胡却表示钱已经花完，不可能归还。事件曝光后，小胡接受媒体采访时也称，“300多万都消费掉了”。
江苏苏州小陆的经历，则涉及更直接的贷款和房产风险。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2025年4月报道，2023年，30岁的智力残疾人小陆被熟人钱某、姚某利用。两人通过贷款中介，将小陆包装成公司负责人，以其名义办理贷款、抵押房产，累计涉及贷款280万元。
警方在钱某手机中发现的签约视频显示，小陆连自己的身份证号码都记不清，需要对方念出数字后照写——即使这样仍多写了两位。经司法鉴定认定，小陆为轻度精神发育迟滞，民事行为能力受限。
2024年，钱某、姚某两人因贷款诈骗罪获刑。此后，法院判决小陆与银行之间的贷款合同无效，银行应涤除抵押登记，小陆无需偿还贷款。
类似的风险也可能从一张身份证、一份贷款合同开始。据人民网2024年报道，广东恩平冯某有智力障碍，2020年，表弟吴某和同村人许某以带他“找工作、找老婆”为由，诱骗冯某拿出身份证并签署文件。
后来，银行因车贷逾期起诉冯某，家人才发现他名下多了一辆自己从未实际使用过的汽车。
调查发现，两人利用冯某的情况办理贷款购车，再将车辆变卖。司法鉴定确认冯某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2023年，检察机关对两人提起公诉，法院作出有罪判决。此后，检察机关继续推动银行解除贷款合同，并协调恢复冯某的低保待遇、发放司法救助金。
从婚姻中的财产纠纷，到熟人操纵贷款，这些案件都暴露出一个现实：当事人可能签了字、办了手续，却未必真正理解自己承担的责任。往往已经出现财产损失、债务追偿，甚至生活保障受到影响。
律师：尽早评估，提前做好财产安排
陈女士的遭遇，也给其他心智障碍家庭提了个醒：如果发现孩子存在明显的认知困难，应该尽早进行专业评估，并妥善保存相关资料。等到财产纠纷发生后再回头寻找证据，往往会困难得多。
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莫春英律师告诉“大米和小米”，判断一个心智障碍者能否独立处理婚姻、财产、借贷等事务，不能只看有没有智力残疾证或残疾等级，更重要的是看当事人能否理解自己正在实施什么行为，以及这一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
智力残疾证主要用于申领补贴、享受相关公共服务，可以作为辅助证据，但并非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书。精神障碍诊断证明属于医学诊断，也不等于法律判断。
根据《民法典》第24条的特别程序，利害关系人或者有关组织可以向法院申请认定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不过，即使法院作出相关认定，也不能直接证明当事人在此前某个时间点签署协议时的民事行为能力。
如果当年没有留下诊断记录，家属仍可以寻找学校档案、既往就医和康复记录，以及能够反映当事人长期认知状况的材料；也可以请长期接触当事人的家人、邻居、同事或照护者说明情况。
同时，还应查清签署协议时的具体经过，例如协议由谁起草、条款由谁提出、是否有人解释内容等。
至于回溯性鉴定（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对某人在过去特定时间点，是否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提出异议，委托法医精神病鉴定机构对该人“过去的某一时刻”的精神状态及行为辨认能力进行追溯性评估与判断），能否开展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由于时间间隔较长，客观记录可能不足，即使取得鉴定意见，法院仍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
对于尚未发生纠纷的家庭，提前安排同样重要。如果未来可能涉及卖房、抵押、大额借贷或诉讼，可以咨询律师，评估是否有必要申请法院认定民事行为能力，并依法确定监护人。
日常生活中，也应根据当事人的实际能力和风险程度，建立分层防护机制：
尽可能保留其日常消费、社交和婚恋自主权，但可以由家人代为保管重要证件，当事人要办理重要事项时，家人也能及时知情；
对于大额转账、异常支出，可以与银行沟通支付限额、关闭免密代扣功能或设置交易提醒；
涉及房产处置、大额投资等重大事项时，则应尽早通过公证意定监护协议、信托及公证提存等制度，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如果家庭担心未来无人照护或财产被不当处置，也可以咨询律师，了解遗嘱指定监护、符合条件的监护人之间协议确定监护人，以及特殊需要信托等安排。
莫春英提醒，《民法典》第三十三条规定的意定监护，主要是成年人为自己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后预先确定监护人，不能直接用来替心智障碍子女指定监护人，家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法律安排。
如果风险已经发生，家属应尽快找到合同、贷款文件、银行流水等材料，弄清当事人签署了什么、资金流向哪里，并保存聊天记录、录音录像及医疗资料等证据。
涉及银行卡盗用或资金异常转移，应及时联系银行；
怀疑存在诈骗、盗窃等违法犯罪行为，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
涉及合同效力、债务或房产抵押，则应尽快咨询律师，评估是否需要提起诉讼或申请财产保全，并留意诉讼时效。
“事后被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不意味着此前签署的所有合同都会自动失效。”莫春英强调，具体合同是否有效，仍要结合签约时的实际情况和相关法律规定判断。
对心智障碍家庭来说，保护需要尽可能提前。在尊重当事人自主选择的同时，为其难以理解的重大事务提供必要支持，才能减少财产受损后才仓促维权的被动。
（本文综合整理自看看新闻Knews、央视新闻、人民网、潇湘晨报、《案件聚焦》节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