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槐树问祖（大槐树的传说）
寻根问祖在哪里，山西洪洞大槐树。
很早以前就听长辈们说,祖先是从山西大槐树下迁入的,究竟祖先是何时从山西何处如何迁之此地的谁也说不清楚了。读了拍原先生的《大槐树问祖》一文,很受启发,知道了一些当时山西大移民的情形和历史背景,现全文录入,以共参考。
大槐树问祖（原著：拍原）
山西有个洪洞县，全国闻名。全国县市名称一千九百多个，一个人能记住的不多。可是有很多人都记住了洪洞县，原因大概有二。一是传统戏《玉堂春》，女囚唱了一句“洪洞县里没好人”，给人留下的印象特深，有时当作典语套用。二是有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槐树，它生长在千千万万人的心灵土壤中。北中国许多省区流传着一个说法，祖上是从大槐树下迁来的。大槐树就在洪洞县。小时候看《女起解》，我琢磨着，戏文的作者为什么偏要挖苦洪洞县呢？那年，路经洪洞，瞻仰了一回大槐树，悟到，“洪洞县”在某种意义上可看作中国的缩影。
“大槐树下”，其实不是指多大的一块地面，而是颇具文化意味的一个说法儿。大槐树，历史上确曾有过，重要的不是一棵槐树，而是一座殿宇雄伟的广济寺。那时朝廷派出的移民登记机构设在广济寺，官员喜欢在大槐树下办公，大概因了槐树古来象征三公之位的用意。这两样大移民的见证者已无踪影，被历史的风尘湮没了。便有文化人在古槐生长过的地方立一座碑亭，刻“古大槐树处”五字，供移民的后裔寻根问祖。后来，离大槐树不远处又长出一棵槐树，人称第二代古槐，惜乎，缺了寺院神佛环境的保护，现已枯死，仅存突兀树干。可喜，第三代古槐又长成了一棵大树，耸立在古槐遗址近旁，洪洞县依此辟立了古槐公园。
直观地想，古时那棵大槐树再大。它的浓阴下能庇护多少人呢？即使人口密度如当今时代，洪洞县也不过就五十多万人口；把他们全部迁往北方各省而平均分布，简直是寥若晨星。所以，“大槐树下”，无疑是一个移民的集合点和出发地。
明朝廷为何把管半个中国的移民登记点设在并非是九省通衢的洪洞县？一个说法是，当时山西省人口密度大，朝廷“移罕乡之民于宽乡”，调剂各地区人口盈亏。试回溯一下元未社会动荡局面。十三世纪二十年代之后，元帝国统治日益衰腐，激起了老百姓的强烈反抗，仅山东、河北两地，就发生大小农民暴动三百余起。整个黄淮流域，战乱频起，水、旱、蝗灾接连不断。史书上描述说：本来是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的中原大地，变成了“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的悲惨世界，饥民乃至互相袭击烹食。最大的一场灾难是，一三四四年夏季黄河暴溢，冲决北堤，沿河州、郡先遭水患，又逢旱灾，更添瘟疫盛行，人口死亡大半。值此危难之秋，元统治者又要征调十三省民工约十五万人，开凿河道，引黄河溢水入淮归海，劳役沉重，工期火急，再加地方官吏乘机大捞，老百姓确实到了非造反不成的地步，元未农民起义就暴发了。
唯山西省偏安一隅。元蒙统治者做了中国的高贵阶级，但心底里总有一种非正统感，总是为自已的北撤留着一手，所以派强将重兵据守山西，这里是通往塞外草原的大道。元名将察罕帖木儿驻守山西，凭借太行山、黄河天然屏障，使山西境内相对安定，来自华北、中原和江淮一代的灾民，到这块地方辟灾就食，暂时存身，苟活于乱世。从人口统计数字上就可以看出，《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十四年，河北省人口约一百九十万，而山西省达四百万。山西人口中必定容纳了大量的流民，这些人正是后来移民的主要对象。
《续文献通考》记录，明洪武永乐年间，屡移山西民于滁、和（今安徽，朱元璋的故土）、北平、豫等地。《明使.食货志》也有记载：成祖、太原、平阳、泽、路、辽、沁、汾，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于北平。“无田之家”应该主要是外来流民。洪武六年至永乐十年的四十四年间，山西向外移民十六次，移民遍布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及西北诸省。朝廷七次在洪洞县城北五里的广济寺设立移民登记站。想昔日，大槐树下演出了多少幕摧心裂肺的历史悲剧，真个 是“爷娘妻子走相哭，尘埃不见汾河川”。明初大移民，对历史而言，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但对移民百姓来说，经受了沉重的痛苦。当时的做法相当专横，穷苦农民被强制性地集中到一处，排队登记，发给一纸前往千里之外安家落户和垦荒的一纸文书，然后由长官押送出发。有的人是告别故土，有的人则是再次踏上渺茫征程，或是死于移居途中。当这些人被官兵用鞭子驱赶离开时，总是牵肠挂肚。依依难舍。在频频回首中，在最后的一瞥中，留在他们永久记忆里的，就是那棵异常高大的古槐，走出几十里也许还隐约可见。于是，到了后世，北中国到处流传着这样的民谣：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可是，为什么移民没有记住故乡所在的具体州、府、县名，只偏偏记住了一棵大槐树？“大槐树下”不过是个集中和移散的收容所罢了。自然我想到移民，又想到别的奥妙。
新出的《中国人口.山西分卷》说，洪武至永乐十六次移民，迁往地主要为冀、鲁、豫、皖，并未特别提及陕、甘、宁、青等。有意思的是，大西北许多人同样传说，祖上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下”，还听到湖北、湖南、四川有些人也如此传说。是因为迁来的数量太少，史书忽略不记吗？有可能，但未必尽然。
试从明朝的田赋政策上找原因。明朝朱皇帝实行一种新的政策，按田亩征收税赋，摊派劳役，而以前各朝代基本上都是按户头计丁征收，因此各级官府着重考察的是田亩的多少，不像以前那样，认真核户口的增减。这就会引出一个负面效果，在户籍和迁移管理上都会有隙可乘，为取得占田开荒的合法资格，当地户籍居民和自由流动的灾民，到达某个地广人稀的地方，皆可自称来自“大槐树下”，占有一片土地。地方官员未必严查深纠，只要按田纳税便是。若问他们的来龙去脉。便回答“大槐树下”，当然说不上州、府、县名了。即使他们有些人记得也不敢说。久而久之许多原籍居民和盲目流民连同“大槐树下“来的移民，都变成了“大槐树下”的后裔。长江以北“大槐树下”的后裔何其多也，我想奥妙就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