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种论文数量世界第一，为何国外种子论粒卖，国产种子论斤卖

育种论文量世界第一，转化的突破性品种却不多，转化率很低；育种队伍世界最大，却是“国外种子论粒卖，国产种子按斤卖”；农作物种企高达7000多家，年研发投入总额只有40亿元，仅为德国拜耳的一半，等等，媒体列举的这些数据对比和现象，不能不让人觉得，中国在种业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确实存在很大的差距。

讲到种业，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袁隆平院士，想到水稻栽培技术，想到袁院士攻克的一个又一个难关。但是，袁院士就像沙漠中长出的一棵大树，大树下面却没有其他树，甚至连树苗也看不到，袁院士的“独木”，又怎能撑起中国种业的一片森林呢？中国的种业，需要袁隆平院士这样的参天大树，也需要更多能够与参天大树一起组成森林的大小树木，包括树苗，甚至需要长一点花草。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粮食安全无疑是最重要的课题。如果粮食安全不能保证，其他都无从谈起。而粮食安全，显然不能寄希望于粮食进口，而应当立足自给自足，立足不断提高粮食产量、粮食质量、粮食管理水平，立足培育出更多质优价廉的粮种。如果没有良好的种子做保证，再科学的管理和高水平种植，都难以提高粮食产量。

而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尽管粮食生产连年丰收、粮食产量连年突破、粮食自给能力不断增强，但是，更多的都是依赖“后道工序”，也就是粮食种植环节的水平持续提高，而“前道工序”——种子环节，除袁隆平院士所在领域之外，其他方面都没有取得明显突破，都还处于较低水平研究、较低水平重复、较低水平发展状态。因此，广大农民在粮食种植过程中，也是对正规渠道提供的种子热情不高，很多还在农户之间相互换种，谁家今年粮食产量高，就将这家的粮食作为种子。这对育种企业和科研人员来说，应当是不小的刺激，甚至是一种讽刺。

要知道，在粮食产量连年丰收的情况下，种植环节的潜力也会越来越小，会在粮食产量的不断提升中，潜力被挖完。提高粮食产量的重心，必须转到育种方面，不断提升育种水平，增强种子的安全性。尤其面对洋种子的冲击，广大农业科研人员和育种企业，不能坐以待毙，不能坐等洋种子的冲击，而要奋勇向前，勇于面对洋种子的挑战，拿出百倍精神，打败洋种子、战胜洋种子。

那么，如何才能有效提升我国粮食种子的培育水平呢？如何才能多出一些袁隆平院士那样的世界一流种子培育专家呢？务实，无疑是最重要的方面，也是中国种业能否取得根本性突破的关键，更是中国农业科研工作者必须具有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本领。只有坚持务实思想，确立务实作风，才能让中国的种业水平提升，把种子安全工作关把好。

政策要更加务实。无论是宏观层面的政策还是微观层面的政策，都必须“实”字当头。从宏观层面来看，政策方向已经明确，政策目标也已经确定。特别是去年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的《种业振兴行动方案》，是继1962年出台《关于加强种子工作的决定》后，中央再次对种业发展作出全面部署，具体种子政策的制定，都必须按照这个方案进行。落实到微观层面，就是如何围绕方案，制定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层层细化落实方案，把政策的每一个细节都分解到具体部门和单位，并运用这些政策，更好地激励和鼓励育种企业和科研工作者。

目标要更加务实。目前的种子行业，目标普遍较低。一方面，与研究人员的能力有关，难以攻克有一定难度的种子技术关，且没有袁隆平院士那样的钻研精神；另一方面，在科研经费的安排、政策的鼓励等方面，也没有形成鼓励、促进科研人员、育种企业攻克高技术难关的机制，得过且过，钱花了不少，效果寥寥。因此，必须调整与优化种子目标，让各项目标更加务实，从而有效增强科研人员与育种企业攻克种子技术难关的动力。

评价与激励要更加务实。评价与激励往往是结伴而行的，评价是基础，激励是手段。很显然，评价标准高、要求严、措施实，就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反之，则会让科研工作者和企业满足于一般性研究、低端技术研究，会让企业和科研人员把工作重点放在如何争取科研经费和政策上，而不是通过研究成果去打动有关方面。如此，研发投入如何增加，技术难关如何攻克，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如何调动呢？因此，评价与激励的重心，一定要放在鼓励企业和科研人员攻关方面、研究方面、创新方面。

种子问题，不能做花账，不能“账实不符”，不能浮于表面，而必须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一块砖一块砖地向上砌，不断地提高中国种子的含金量，不断地提升中国粮食的安全度，推动中国种业的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粮食的高质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