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体育赛事重启的困境与选择
本报记者 黎慧铃 北京报道
自1896年法国人顾拜旦倡议，恢复1500多年前源自希腊雅典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以来，人类与体育运动之间，只因为战争而被分割过3次。自2020年开年以来，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创造体育竞技高度商业化后史无前例的大停摆。
漫长的等待后，国外已有韩国K联赛、德甲联赛等顶级足球赛事重启，国内还在蓄势待发。最高关注度和最大商业价值的足球、篮球两大职业联赛何时宣告重燃，被看作中国体育赛事复苏的最大征兆，它们的参与者和领导者也在焦灼的等待中对外释放信心。
姚明治下的CBA联赛原本将在2月1日开赛，停摆已经超过3个月，此前篮协提交过两次重启方案，试图让CBA成为国内顶级联赛里更早重启的的那个。
CBA公司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已经向国家体育总局提交了复赛的申请，目前还没有准确的重启时间。据本报记者了解，篮协的首版方案希望在4月15日重启比赛，但4月份的疫情仍有威胁，各行业尚未全面解除限制，该方案未获国家体育总局通过。而在第二次递交方案时，篮协方面将重启时间修订到了6月15日，又被更高部门要求提交更细化的完善方案。
5月18日，CBA公司第三次递交了重启方案，在这份更加细化完善的新方案里，赛程被大幅度缩减。
“具体采取哪一种，是根据办赛的实际条件和时间许可来决定的。但是我们现在非常有信心，看起来恢复的可能性非常大。”姚明在近期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透露，每过去一段时间，筹划的方案又都需要重新排布。
若重启一事被敲定，篮协将提前21天告知俱乐部，而从目前情形来看，想在原计划的6月15日开赛，时间表已非常紧张。
相比于篮球，中国足球面临的问题更严峻，除了尚未确定中超的重启日期，同时保证国家队球员的筹备40强赛，与国际足联、亚足联取得一致，是眼下中国足协要面对的大问题。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公开称，足协也筹备了3套方案，其中第二套方案是应对6月27日可能达到开赛条件这个时间点来做的。
6月，将是中国体育赛事艰难重启的关键时点。而重启的按钮，并不掌握在中国篮协和中国足协手里。
泥沼中的中国体育
这场疫情给中国体育带来的影响，人们可以轻易从身边关闭的球场、萧条的体育馆以及消失许久的体育赛事转播中察觉到变化。
在过去半年里，一些罕见的情况正在发生。在天津，因权健公司而引发的天海足球俱乐部解散，0元转让股权的超低门槛之下仍遭到了资本横眉冷对。在平时，拥有一家中超球队曾是不少商业巨子的梦想之一。疫情之下，一家拥有中超参赛资格的球队0元转让仍没能迎来资本的追捧。
虽然最终令天海俱乐部遗憾解散的原因并非仅于此，但在疫情到来的经济衰退之下，此时接盘一家花费甚巨的俱乐部是否合算，可能是许多觊觎者望而却步的原因。《东方体育日报》援引中超某俱乐部高层的话称，2019年赛季中超球员的总薪酬高达48亿元，平均每家俱乐部薪酬支出3亿元，平均每名球员年薪约1000万元。在没有比赛可打，赞助商纷纷退出的背景下，接盘一家并非顶级的球队，不再变得有吸引力。
更何况，因为疫情影响，赞助商和合作方的一些费用尚未收回，原本应该由中超公司下发给俱乐部的上赛季分红也没全部到位，其中包括被解散的天海俱乐部，也有暂未到位的1500万元分红。
无法展开比赛，意味着此时豢养一支球队只会增加企业的压力，尽管疫情终将过去，不少企业自身也需要从重创中恢复。广州恒大俱乐部2019年年报显示，去年俱乐部总亏损达到了19.4亿元，其5.66亿元广告收入里，恒大地产集团贡献了4.63亿元，占比超八成。
在赛事停摆的这半年里，无论球队、球场还是电视转播的赞助商显然不会为了没有露出的广告支付费用，以中超公司去年公布的赞助收入4.65亿元粗略统计，其仅上半年的损失恐怕就超过四分之一。
表象之下，体育商业化在过去半年内的快速消退意味着中国前几年极力推进的商业化进程反而成了枷锁，球队外援、工资以及其他费用支出被推上高峰，体育赛事的扛风险能力却没有质变。与此同时，一些商业化程度低的体育项目也在遭遇难以想象的困境。
降薪求生存
“现在国内足球职业联赛，中超、中甲、中乙几乎没有盈利的，而且投入都非常巨大。加上这次疫情影响，给各个投资人对俱乐部的经营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情况中国足协非常关注，当然如果要中国足协从现金上去帮助他们，坦率讲中国足协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在5月8日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过去长达半年的停摆期里，所有人都在试图努力化解这些问题，但仅就现在的情况来看，依然是杯水车薪。
据陈戌源透露，足协此前已经开始与各俱乐部沟通，降低基础投入并着手给球员降薪。“比方说在规则上，尽量减少各俱乐部的一些基本投入和比赛训练当中的额外开支。而从政策上来讲，按照俱乐部和球员的意愿，大家普遍临时性地降薪。降薪的幅度在30%～50%，有的俱乐部和球员进行了个别协商。”
缩减开支已经是必须采取的措施，且没有商量的余地。在维护球员利益还是维护联赛秩序的天平上，中国足协毫无保留地选择了后者。陈戌源表示，希望职业运动员能正确看待降薪，毕竟个人生活品质的下降相对联赛来说是小事。在他看来，俱乐部投资人的财务安全，才是足协眼下最关心的事。
这样的看法也针对外援。陈戌源称：“如果（外援）有不同意见，你要到国际足联打官司，那国际足联会支持我们的，因为国际足联认为我们提出的这些要求，合理的降薪是符合预期的，是符合当今疫情之下各个俱乐部采取的控制措施的。”
在受疫情影响而无法开赛的背景下，管理者考虑得更多的是尽量地减少支出，维护赛制、参赛球队的安全，中国体育的高层似乎已经达成共识，共克时艰。
0薪酬的姚明也代表篮协重申了降薪方案，CBA公司的管理层带头降薪，幅度颇大，CEO降薪35%，总监及以上级别人员分别降薪15%～30%。
与足球的顾虑相同，姚明现在考虑的是，疫情之后，观众们要多快才能回到球场，他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收入的问题，我们需要和球迷们近距离接触，才能真正去扩大中国篮球的影响力，所以说在球馆里边可以坐满观众是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指标。”
3月，外交部、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除满足部分特殊入境条件的外籍人员外，凡持有有效中国签证、居留许可的外籍人员自3月28日凌晨零点起将暂停入境。据《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中超联赛目前仍有将近1/3左右的俱乐部的外援没有到齐，甚至有些球队的主教练都没回来。
高薪聘请的外援和外教是否到位，并非管理者优先考虑的问题，争取早日打比赛才是。
另一层面，困局可能也为管理者心目中一些筹备多时的计划提供了契机。陈戌源说道：“降薪是必须的，必须要用断丝断网的态度，要重新塑造整个职业联赛的财务体系，一定要把泡沫挤掉，否则中国足球没有未来。”
如何选择未来?
自商业化的进程中逐渐增强娱乐属性以来，体育与多数大众娱乐项目一样，只要能恢复营业，就可以摆脱颓势。
在当下国内疫情逐渐好转的背景下，体育职业赛事思考的，更是如何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在全球疫情还无法控制的背景下，谁也无法断定职业联赛还需要多久才能回复到往昔水平。
篮球的重启从某种程度上比足球难度更大，因为它身处一个封闭的空间。这就令管理者需要拿出更多的精力筹划更细致的重启方案。
在篮协此前递交的方案里，姚明提出了“空场+赛会制”解决办法。所谓空场，是指比赛现场没有观众入场观看。而赛会制，是将球队集中在相对封闭的场馆进行比赛。
从赛程上来说，赛会制比赛和主客比赛有巨大的区别。如果这一计划实施，2020年的CBA联赛势必会与过去相比发生巨大变化。空场意味着即便赛事重启，一些球队的门票收入也将无法回复，而赛会制带来的主客场变化，可能会涉及赛制的公平性。
姚明称：“总的来说两个原则，第一符合整个防疫的这个大前提，第二保证竞赛的公平性。整个赛季到现在为止，已经进行了30轮，之前成绩和之后成绩的累计，如何去体现公平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外援的问题，有些外援回中国了，有些外援还没回。”
按照原计划，复赛赛程历时3个半月，而在新方案里，被缩短为2个月左右。一份未经官方证实的2019～2020年赛季CBA联赛复赛赛程（预案）显示，复赛首先按照方案一执行，根据国内疫情防控形势进展，实时调整为方案二或方案三。被主推的方案一赛程时长58天。
中国足协也做了3套方案，寄希望于中超联赛能在6月27日开赛，中甲联赛能在此更早一周。广州富力俱乐部总经理黄盛华表示，如果6月27日重启比赛，不跨年是没有办法打完30轮比赛的。因此，中超同样无法避开合理的赛制调整。
重启仍是困难重重，不过，也有一些案例给了国内管理者参照模板。5月8日，韩国的职业足球联赛K联赛回归，压缩赛程、空场开赛、取消握手、禁止吐痰等一系列防控措施，让K联赛成为亚洲首个复赛的主流足球赛事。
这一次全球体育赛事大停摆，让比赛直播资源史无前例地稀缺。哪怕空场，谁能更早重返荧幕，就能笼络更多观众。
K联赛公布重启日期后，包括ESPN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转播平台购买了K联赛转播权，韩国足协还与海外视频网站签署了转播协议。韩国职业足球联盟公布的数据显示，全世界共有超过1000万名观众观看了K联赛揭幕战的转播。
因疫情暂停的德甲联赛5月16日正式重启，成为欧洲五大足球联赛中最早复赛的联赛。这些都被视为全球体育赛事重启的风向标。
各领域的卫检专家也正在为整个行业提供意见。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咨询国际奥委会等相关体育机构，制定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办赛指南，给体育赛事组织者和举办方提供更多指导和借鉴。
上海新冠肺炎救治专家组组长、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认为，体育赛事可以有限度地尝试开展，但很多防疫细节需要考虑。比如现场观众要控制得比较少，先进行视频转播，慢慢再放开，做好防疫的闭环式管理。
与所有需要人流量恢复的产业一样，体育赛事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中遭受重创，对国内职业联赛来说，虽然胜利在望，但眼下仍有许多问题，在等待管理者、运动员和投资人来共同面对。
（编辑：郝成 校对：颜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