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为何在“大里海”地区动作频频？

12月13日，《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刊登了国际税务与投资中心能源、增长与安全项目助理主任韦斯利·亚历山大·希尔（Wesley Alexander Hill）的文章。
文章指出，特朗普政府近期在中亚与大里海地区取得的一系列外交突破——包括C5机制升级为C6、阿塞拜疆成为区域枢纽以及“中间走廊”的制度化推进——为美国在欧亚腹地扩大影响力提供了难得机遇，但若缺乏制度巩固与长期战略跟进，这些成果反而可能被中国所利用。
希尔认为，里海—中亚地区既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最早落地以及调整的重要舞台，其多向外交传统决定了该地区不会在中美之间作出排他性选择。文章进一步强调，如果美国不能通过废除冷战遗留立法、取消对阿塞拜疆的制度性限制，并持续介入基础设施与港口建设，中间走廊不仅无法削弱中国影响，反而可能为北京提供一条绕开美国海权优势、直通欧洲的战略通道。
他指出，美国当前正处在将战术性外交成果转化为长期地缘经济优势的关键窗口期，而能否移除自设障碍、实现政策制度化，将决定美国在里海—中亚地区是否真正具备制衡中国的结构性能力。
韦斯利·亚历山大·希尔（Wesley Alexander Hill）
国际税务与投资中心能源、增长与安全项目的助理主任。
特朗普政府近期在中亚的一系列交易必须伴随着消除国会障碍，以促进区域合作。
2025年11月，美国在中亚及大里海地区的政策迎来一系列外交成果。在C5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赴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后，哈萨克斯坦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与美国签署了总额达17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
与此同时，乌兹别克斯坦与美国也承诺开展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的双向投资与贸易合作。更为重要的是，随着阿塞拜疆加入，该机制由C5升级为C6。这一变化正在重塑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版图，使阿塞拜疆逐渐成为关键枢纽国家。
长期以来，美国学界一直主张将美国主导的外交、政治和经济框架向该地区延伸，而如今这一目标正成为一场成功外交行动的“收官之作”。正是由于阿塞拜疆的深度融入，美国的政治参与与商业活动得以更顺畅地通过“中间走廊”（Middle Corridor）进入该地区——这是一条从黑海出发，经高加索地区、横跨里海、直达中亚的经济运输通道。
这一路径不仅依赖阿塞拜疆通往里海的地缘位置，也将建立在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近期落成的“特朗普国际和平与繁荣路线”（Trump Route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Prosperity）之上。
这种新获得的软实力投射能力，将显著增强美国在这一关键但长期被低估地区的影响力。欧洲、俄罗斯、中国、印度和伊朗的利益在欧亚大陆腹地交汇并发生碰撞，议题涵盖反恐、出口通道、能源管道、核能、关键矿产、制裁执行、供应链等多个方面。
然而，要巩固既有成果，华盛顿必须废除那些阻碍进展的过时立法，并确保美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领域的参与能够持续扩大。如果后续行动乏力，胜利可能转瞬即逝——必须采取进一步措施，确保C6机制不会被北京庞大的“一带一路”倡议所吸引并最终纳入其轨道。
美国近期的外交突破确实带来了明确的战略收益，但这些成果并非毫无限制。另一个出人意料、却同样可能从美国努力中获得“安慰奖”的角色，是中国。如果美国未能巩固其最新胜利，中国最终可能从美国的战略推进中显著获益。
正是在中亚，中国在十多年前首次推出“一带一路”倡议；也是在这里，在“一带一路”1.0阶段遭遇结构性和金融问题之后，中国推出了“一带一路”2.0。同样是在这条丝绸之路沿线，自汉代以来的历代中国王朝，都曾通过此地投射军事力量与经济影响。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2025年中国在能源领域的参与度达到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的最高水平”，此类投资和建设合同价值第二高的地区就是中亚。图源：新华社
一个对自身与西方之间稳固的商业与交通联系充满信心、并持续获得西方投资的大里海地区，自然也会更加从容地接纳来自中国的进一步投资。该地区奉行的“多向外交”政策，本就旨在通过在大国之间进行平衡，以维护自身的区域与国家主权，而这一政策取向几乎决定了上述情况必然发生。
然而，近期西方投资协议的激增，不应被视为未来贸易规模大幅增长的保证。相关进程很可能是渐进式的，而问题在于，如果美国未能有效向地区国家清晰传达自身的能力边界与预期目标，当地行为体可能会在西方参与尚未逐步兑现之前，就立即选择接受更高水平的中国投资。这将进一步把中亚推入北京的势力轨道——而这显然不是华盛顿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因此，美国外交在这一问题上必须保持持续、清晰且积极的姿态，不仅是当下，更要着眼于未来数年。除了整体投资层面的挑战之外，中国同样会从因阿塞拜疆加入C5并升级为C6而得到强化的“中间走廊”中受益。一条强有力的中间走廊，不仅能够赋能新疆及中国西部的企业，还可以显著缩短经中国东部港口再转运至欧洲市场的海运距离与时间。
“中间走廊”同样为中国提供了一种维持其对伊朗和俄罗斯影响力的选择：通过确保即便在合作的情况下，这两个国家也无法主导任何通往西方的陆上通道，从而保持对其制衡。
与此同时，中间走廊还为中国提供了一条美国海军难以轻易挑战的对欧贸易通道，这与中国东部沿海岛链和马六甲海峡等航线形成鲜明对比。这意味着，如果欧美关系继续恶化、而中美在远东地区的关系严重破裂，北京仍可将自己呈现为欧洲一个“现成可用”的贸易伙伴，凭借安全、稳定的通道运输货物，而无需经过俄罗斯或由美国控制的航运线路。仅仅是这一选择的存在，本身就可能削弱西方围堵中国的努力。
防止上述局面出现的一种方式，是确保美国在中亚的软实力与影响力，超越近期的贸易协议或《亚伯拉罕协议》这类短期政治举措。美国对自身在该地区影响力所设下的种种自我限制，已经属于过去时代，应当被彻底抛弃。
诸如冷战时期《1974年杰克逊—瓦尼克贸易法》（Jackson–Vanik Trade Act）之类的贸易法律障碍，必须被清除，以便美国能够与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建立永久性的正常贸易关系和常态化投资联系。
同样，1992年《自由支持法案》（FREEDOM Support Act）第907条——该条款禁止美国政府向阿塞拜疆提供支持——也应当被废除。
目前，这些法案通过行政命令被暂时豁免执行。然而，将美国外交政策建立在国内游说压力、党派博弈以及行政命令之上，不仅危险，而且向外界传递出美国对这一战略地区投入不足的信号，使美国显得不可靠。收回那些在军事销售、贸易和发展领域中原本有利于美国自身的限制措施，不应成为党派分歧的问题。两党完全可以、也应当在本届国会进入明年选举周期之前，合作废除第907条。纠正这一问题将是一项高影响、低成本、收益明显的举措，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美国同样需要积极参与基础设施项目，并持续跟进，以确保中国的“一带一路”不会“劫持”C6机制。美国还应确保进出口银行（Ex-Im Bank）和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为相关基础设施项目提供支持，从而防止中国企业在竞争中挤压美国企业。美国尤其应关注位于巴库和阿特劳、分处里海两端的港口基础设施扩建问题，因为这不仅是当前中间走廊的主要物流瓶颈，同时也是中国最有可能借机深入介入C6框架的关键节点。
近期的外交胜利固然值得肯定，但如果缺乏清晰规划、成果巩固、制度化安排，以及多个政府部门的系统性跟进，这些成就终将沦为缺乏战略视野与执行力的战术性“合影外交”。
对于那些倾向于在缺乏长期战略的情况下满足于阶段性胜利的人来说，或许可以回想一下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对抗罗马共和国的历史经验。即便在取得人类战争史上最辉煌的一些胜利之后，由于未能巩固成果，他的战役最终仍以失败告终。近期美国取得的外交成果或许无法与坎尼会战相提并论，但同样需要加以巩固。幸运的是，美国所需采取的步骤并不繁重，主要是移除自设障碍，并合理引导资金流向。特朗普政府正站在实现一项长期外交胜利的门槛上，但前提是，它必须付出必要的制度建设与持续投入。
文章原标题为《为了制衡中国，美国必须参与里海地区事务》（To Offset China，the US Must Engage with the Caspian Region），2025年12月13日刊载于National Interest杂志网站。